来时的
房间。

七十八岁这一年，陈立安和孙女坐在老屋里翻相册。孙女从柜顶搬下相册，嫌照片里的爷爷总不肯笑。他说从前胶卷贵，谁敢乱笑；她举起手机，他连忙放下剥到一半的橘子。桌角的小铁盒又被打开，里面没有糖，只有螺丝和一把短得快握不住的铅笔。

孙女问，那支铅笔怎么还留着。他原想说能用就留着，却看见她把铅笔轻轻放回去，等着听下文。于是，他转过相册，指向和妻子在海边的照片。窗外车铃响起，他习惯性地抬头，孙女替他按住快合上的书页。这一次，她不催着翻页，只说让他慢慢讲。

这回不急，你慢慢说。

六十四岁，陈立安终于和妻子去了海边。以前她每次提起，他总说铺子走不开，或者天气不好，再等下个月。直到一天晚饭时，她直接把两张车票放到桌上，连出发时间都定好了。他没有再找到推迟的机会。

到了海边，他还穿着皮鞋站在干沙上，妻子已经卷起裤脚走向水里。请路人拍照时，她一把拉他过去，浪正好打湿了鞋；照片里他有些狼狈，她却笑得痛快。中午，两人一路嘀咕面卖得贵。回到旅馆，她把湿鞋放在窗边，摊开第二天的地图。这次他答应得很快：听她的，早点出门。

行，听你的，咱们早点出门。

五十二岁时，厂里停工了。陈立安在家歇了二十多天，起初觉得轻松，后来仍每天穿上工作服，坐到门口，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妻子劝他问问街口的小屋。他便自己写招牌，开了一间修车铺。开门那天，工具排了三遍，上午只来了一个打气的孩子。

下午的客人嫌补胎贵，推车走了。他擦掉价目表，想了想，又照原样写回去。后来终于接到一辆链条松动的旧车，蹲着忙到天暗，连午饭也忘了吃。妻子送饭时拍下了他埋头修车的样子。一天挣的钱还不够房租，车倒是修好了。第二天，他照常把铺门打开。

第二天，他照常去开门。

三十八岁，陈立安答应去看女儿下午四点的小演出。可厂里的机器突然出了毛病，等他赶到礼堂，只剩下收拾东西的人。回家时，女儿头上的红绸带还没有拆。她把坏掉的发条小鸟放在饭桌上，告诉他：修好了，也不算他来过。

他承认不算，把台灯移近，开始拆那颗小螺丝。女儿起初站得远，后来还是走来，接住差点滚下桌的零件。小鸟修好了，她抱走了，仍没叫他看。他又挑净几瓣橘子的白络，放进她的小碟。第二天碟子空了，但那场演出，女儿一直没有再唱给他听。

修好也不算你来了。

二十七岁新婚那天，陈立安和妻子吃过不大的酒席，借了辆自行车回家。他嫌大路绕，执意走刚下过雨的小巷，结果车轮陷进泥里，没走几步，链条也掉了。妻子提着两双湿布鞋站在旁边，看他蹲着忙，说好的两分钟迟迟没有过去。

他站起来时满手是油，车仍只能推着走。妻子递来手帕，他怕弄脏不肯接，她就摊开他的手，替他擦了两下，自己也忍不住笑。同行的表哥拍下两人，看着很和气，实际刚拌完嘴。到了下个路口，他先问妻子往哪边走。她指了大路，他便转过车头，在天黑前和她一起回了家。

她指大路，他就把车头转了过去。

十九岁，陈立安第一次独自远行，去邻城当学徒。父亲临行前给了他一个空铁盒，说以后可以装零件。他嘴上嫌占地方，上车后却把它垫在布包下面，两样一起抱在腿上。窗外熟悉的房子往后退，他把目的地对邻座大叔说了两遍，坐得笔直。

大叔请他照看一会儿包，他才稍稍放松，靠着椅背看田野和电线杆过去，想着将来能修火车就好了，能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坏了也不慌。他掏出介绍信又叠回去，再摸摸铁盒。听到有人喊站名，他立刻站起来，被大叔轻轻拽住：还没到呢。车厢里的人笑了，他也跟着笑了。

还没到，你这小伙子。

八岁的陈立安最宝贝一颗绿色弹珠。他认定里面的白纹是条小鱼，邻居孩子偏说那是裂缝，两人为此争了一下午。回到家，他还把弹珠攥在手里。母亲坐在门边剥橘子，看到他满手泥土，又把递出去的橘瓣收了回来。

他洗完手，故意把水甩得到处都是，被母亲一说才立刻站好。母亲低着头，一丝丝挑去橘络；他催得急，她只说等等，这个苦。吃过橘子，他又蹲回地上，把弹珠从一块砖弹到另一块。直到门外有人喊他吃饭，他才把弹珠揣进口袋，抓起最后一瓣橘子，应了一声，跑向家人。天还没有全黑。

等等，这个苦。